“长江学者”徐勇做客中山市村官大讲堂

■精彩语录

●自古以来，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就是税收关系。谁给我减税，我就支持谁；谁给我加税，我就反对谁。

●几千年来，社会管理的关键就在于土地。历史上，五十年小乱，一百年大乱，三百年大乱，都是土地闹的。

●官民互不信任，是当前社会管理的一大症结。官员把百姓都看成刁民。相反地，百姓把官员一律看成贪官。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改革开放前30年，党和政府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了，后30年就应该把重心转移到社会建设上来。

“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抓几个小偷那么简单。”昨日，“长江学者”徐勇做客中山市2011年村官大讲堂，纵论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工作。他指出，当前有一个误区就是政府包办一切社会问题，把社会管理当做管理社会。

■富裕与风险是一对 “孪生兄弟”

“今天，我们谈社会管理创新，那么我们究竟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徐勇一上来就向1000多名村官发问。流动、分化、变动、风险、富裕——徐勇给当前的农村特点做了一个总结。改革开放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不再直接依附于土地。流动，带来了发展的生机，也带来了无组织的风险。

“当前，中国社会还处于青春期，一切都是变动的。”徐勇称，这个变动存在着三组矛盾。一是个体意识的增强和公共意识的弱化；二是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法治意识的降低；三是期望富裕的意识上升和自力发展的意识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富裕成为一个富有风险的“代名词”。农村的富裕，离不开土地。土地升值了，以前没有的矛盾都出来了。徐勇说，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发展最快，群体性事件也最多。有数据显示，广东省的群体性上访，70% 来自于农村，70%与土地有关。

■社会管理应形成自发秩序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徐勇说，管理的目标绝对不是把人管死。“更可怕的是，有人把社会管理当成了管理社会。”徐勇解释道，社会管理的主体不能单一化。譬如，村子里两口子在吵架，政府能管理得了吗？能管得好吗？政府既不是啥都管，也不能啥也不管。其实，我国社会管理的格局应该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而这个格局的难点在于社会自我管理尚未破题。“如果社会管理成为一种自发秩序，那么社会问题就不成问题。”徐勇说。

社会矛盾本质就是利益矛盾，而人们利益矛盾主要在基层。解决利益矛盾，必须要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群众有怨气，必须给他们一个“出气口”。徐勇称，这个出气口，在农村很多时候就是开会。把矛盾摆在桌面上，农民就不会再去寻求正式渠道之外的解决办法。“以前，皇权不下县，社会管理靠的就是乡规民约。”徐勇称，现在必须要重视村落自治，加强社会互助，培育民间调解机制。

农民进城后，成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属于“边缘人群”。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归属。没有组织，就没有秩序。没有归属，就只顾挣钱。最近发生的增城事件表明，一旦利益受损，个体化的流动人口就变得危险。徐勇说，其实，政府完全可以鼓励成立各种类似老乡会等非正式的民间组织，来推动自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