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强劲增长
法兰克·N·纽曼
许多西方评论员认为，中国经济面临持续增长放缓。然而，中国并非西方大国。“新常态”或许不能达到每年10%的经济增长率，但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多年内保持强劲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需要供需同步增长。中国在这两方面的增长以及二者之间的合理平衡上都做得十分出色。
中国的生产供应依然有提升空间
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劳动力人数乘以每名工人的平均产量。如果生产率和劳动力同时强劲增长，只要需求赶得上供应，国内生产总值也能且一定会保持强劲增长。
中国一直在通过维持低失业率来发展整体就业群体，这部分是通过支撑总需求，将数以百万计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从事生产性工作等实现的。在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现已下降至19%。在中国，这一比例依然在45%，城市就业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尽管人口正在老龄化，中国依然有巨大的潜力来增加有效就业人口。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将维持在2%至3%，这一增速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良性的。但近年来，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一直维持在7%左右。
在中国，GDP增长同样意味着人均GDP的增长。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0%。如果美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2%，那么，即使中国在未来25年内维持年均8%的增速也无法完全弥合这一差距。已经证明其高效增长能力的中国能够且应该未来多年内达到远超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增速。
通过创新以及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有效管理，生产效率得到提升的同时也会受到科技、设备、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等领域的经济投资以及平衡监管的影响。充满朝气且富有竞争力的私营企业是上述因素最有效的推动者。而政府的最大价值在于为私营企业提供支持，保证其高效运转。如建立一个公平、可靠以及透明的法律体系，遏制腐败，维护社会安全与和睦，制衡监管，提升教育水平以及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等。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由此支持运输和生产的高效率运转，实现成绩斐然的经济增长。但其实现所花费的时间却相对较短，因此还可以有更多的作为。中国人均基础设施的占有量远低于美国。未来几轮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将覆盖诸多重要项目，包括清洁水供应、环境治理、城市交通、教育和卫生保健设施等。
政府适当介入以填补需求的不足
生产率增长固然十分重要，但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有足够的需求来消化增长量也不容忽视。与生产能力相比，需求量在经济发展中可能长期处于过低的水平，政府应适当介入来填补需求的不足。
货币政策将有助于私营企业需求。中国有极其丰富的手段来促进信贷总量，包括放宽存贷比率的刚性限制和对单家银行贷款增长率的行政限制。但更加直接的消费形式，尤其是来自经济投资的消费是十分必要的。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启动并资助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提供持续增长的需求和就业，并改善未来的生产能力。中国已经成功地通过一系列经济投资项目为总需求量进行了补充。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对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将导致GDP增速下降，但很多重要目标都与GDP增长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政府在力求实现GDP增长目标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减少污染的目标。重视环境保护不等同于降低GDP增长率，这一观点在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新近发表的《新环境下的经济增长》一文中得到了很好的论证。
增加工人税后收入以及改善退休和医疗计划的项目也应该会促使消费者领域出现显而易见的增长。
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除了旨在改善一国经济资源配置的改革之外，金融体系中的其他两个基础方面也至关重要：支持投资和构建需求的能力，限制金融危机破坏经济活动的能力。
许多国家都对大规模经济投资项目心存担忧，原因在于对本国政府财政的错误理解。我在《摆脱国民债务》一书中曾做出解释，为何对于失控的利率和通货膨胀、过高的税率的担忧均无事实根据。政府债券对于下一代人而言并非巨大的负担。税款并没有被要求用来偿清这些债券。美国和中国发行的债券并不会面临欧元区国家发行债券所遭遇的问题。它们并不会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并不会挤出用于投资目的的资金。中国和美国可以为所有用于创造就业、修复和改善基础设施、降低税率、预防经济危机的举措提供资助。
当然，中国也存在真正的信贷危机，但这一担忧经常被夸大。一些地方政府实体面临财政挑战，需要改革;一些楼盘并没有被完全利用;“影子银行”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这些风险应该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银行一般都会根据国际标准维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而且在不断地吸收新资金。银行的存款储备金数额高，而不良贷款率低。不良贷款超出表面水平的报道不绝于耳，但鲜为人知的是，在监督机构的指导下，银行已有完备的资本储备，即使问题比现在的水平严重两倍甚至更多，银行依然能够应付自如，不会进一步损害关键资本充足率。中国各银行比很多西方国家的银行采取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措施来应对不良贷款率增长问题。
最重要的是，中国明白，金融危机将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应该而且可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应对任何出现的重大金融体系问题。本世纪初开展的银行业改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各主要银行摆脱了不良贷款的负担，最终促使了经济快速增长。尽管将来或许不需要如此规模的项目，但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建立小型、有针对性的资产管理公司，以备不时之需。
中国将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过于照搬西方传统的金融教条，这可能会对政府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只要中央政府继续积极应对关键问题，中国经济就不会面临任何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风险。
中国中央政府有能力确保需求随生产能力的增长而增长。改革举措、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发挥作用，确保未来多年的强劲增长。
(作者是美国鹏睿金融集团大中华区主席，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也曾担任美国和中国一些大型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著有《阻碍美国发展的六大迷思：美国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学到什么》、《摆脱国民债务》。本文摘自纽曼先生最近在全球金融论坛发表的论文。)
